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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云儿1208

生命之山,笑迎南坡阳光,安然北坡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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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雨》第十章  

2009-04-22 08:41: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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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上任的大队党支书是由大队长兼的。他就是那位把何云深深打动、在他面前慌得六神无主、后来又被他像喝斥牲畜一般喝出办公室的美男子。当康郎无限神圣地将日记本交到他手中时,他有点惊讶:尽管阶级斗争这条弦在他脑里一直崩得紧紧的,但这毕竟是一对平凡到渺小的夫妻;尽管女方是知青,但他早已领教了这个又丑又蠢的知青,实在是没什么潜力可挖。再说原来的那场战争早已结束,他不相信何云还有活动能力或者战斗意志。可再看看康郎的表情,是那么真挚甚至带着一种诚惶诚恐,他又觉得过于马虎有点不好意思。于是,稍作调整,想到自己毕竟是一大队(范围相当现在的村)人民的领袖,庄严地代表着党和政府,甚至还要对得起毛主席。对他来说,人民群众有觉悟的检举揭发是决不可以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的,这是原则。于是,他便很郑重地接过日记本,问:“你发现了什么?是不是有问题?”

小康郎被他问得一愣一愣的:他哪知道书记指的是什么问题,更不知道本子里又有什么问题,他就是看不懂,信不过别人才拿来给他,给领导看的。这个关于“问题”的问题应该是他问的,现在忽然变成了让他回答,他答什么?他无法回答,只好颇有点气急败坏地指着日记本说:“你看,你看看,你看了就知道的。”

事情并不是康郎所想象的那样严肃或者说是严重,因为对方没翻了几页就已经咕咕怪笑起来,笑得小康郎浑身鸡皮疙瘩,隐隐一股悔意袭上心头,但本子已在人手,且不是一般人手,他根本不敢张嘴要回来,只能木木地杵在那儿发呆。可是笑容渐渐收敛了,年轻的支书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他翻页的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每一页似乎都读得很认真,这倒让小康郎烦乱的心绪也渐渐稳定下来了。

终于翻完了,其实还是一目十行。但这也够了。因为每十行里不是作者的质问就是仇恨,要不然便是对天发誓,要重新做人,包括害死了那个小孩以后的忏悔和痛苦。虽然这些文字只能用一目十行的方法阅读,也只能耐着性子前窜后联、七拼八凑,再顺藤摸瓜、断章取义来获取一个个信息,来挤进何云的心灵,美男子支书到底还是摸到了一点头脑,加上“当前形势”的熏陶,便将笔记本里所有歪歪扭扭、竖七倒八的文字搓揉成了一股不满现实的怨气和跃跃欲试的杀气。你要她是明显的反党反毛主席吧,她又时不时地在日记里想念北京天安门、想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甚至每段日记前都要来一段毛主席语录;你要说她完全没问题吧,又时时处处画着个耳朵似的大问号,问的句句是对今天农村政策、农村生活中人们都在茫然甚至包括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敏感问题,谁质疑谁怀疑其实都是大逆不道,可要定个反革命,材料肯定不够。情况这是如此戏剧性:说没“问题”又有点儿问题;说有“问题”又找不到具体问题。这就不能不让一会儿还笑得很动人很轻松的书记不再动人不再轻松了。他合上了日记本,相当庄重地看着小康郎问:“最近你看见她一直和谁在一起?”

小康郎被问得莫名其妙,他想,她应该不应该算和自己在一起,还是算和才郎在一起?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说和自己在一起比较妥当,毕竟他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屋檐下睡觉。于是老老实实回答:“她,除了地里干活,她,她还是,还是在家里多。”昨天傍晚的一幕蓦地浮现眼前,他觉得自己在撒谎,脸刷地红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支书有点光火了,“我是说她白天干活时是不是总与一些地富坏分子在一起!还有,从今后你要经常关注她,看看她总和谁在一起,还有,你要对她说,屁股坐坐稳,要坐到贫下中农这一边来,不要看不起贫下中农,不要觉得自己是知识青年就了不起,更不要把社会说得……说得……不然的话,我们决不客气!”他说着说着也有点气急败坏起来,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用哪一个词来高度概括何云对社会的态度和看法,他就有点恼火。

小康郎虔诚地只管点头。他深深地呼了一次口气,因为从支书的话语中,他明白了:何云的日记与才郎无关,这就好了。他变得有点轻松,竟轻松地说了句“那我走了。”便转身就走。

“嗳,嗳——把日记本拿走,记住,别让她知道我看过!过几天再拿来给我看。懂吗?”

“好的。”小康郎勉强点点头,收下日记本又有点不轻松起来。因为他吃不准自己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对党对人民对领导肯定是对的,那么对何云呢?他有点茫然。

从那天晚上开始,小康郎觉得有点异样。只要天一黑,他总发现在他的新屋前后左右似乎鬼影憧憧。有时倒涮锅水后门猛一拉开,会突然窜出一条黑影,复又消失在黑暗中。他并不知道,他向领导揭晓了何云的日记,引起了年轻的特具责任性的支部书记兼大队长的高度重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人民战争是汪洋的充满斗志的岁月里,何云的这一篇篇七零八落的日记,足以激发一位党的基层干部全部的工作热情。于是,大队党支部开了扩大会议,大队民办连,村民办小学教师都列席参加了会议,为的是通过年轻大队长党支书的精确的记忆和复述,像解剖麻雀那样解剖何云的日记。经过反复推敲,合理增补,整合处理,还是发现了作者有反动动向,需要密切监督抓住把柄以待一网打尽。最后,会议决定,动用一个班的民兵作为监视何云行动的暗哨。主要是看看她有没有与如才郎那样的地富反坏们勾结在一起。幸好那几天地里活儿实在太累,何云几乎是一放饭碗倒头就睡,连日记都停写了;小康郎也发现了端倪,每天他都早早赶到猪圈陪着猪们睡觉去了。倒是真正苦了那些民兵们,队长命令,不到十二点不能撤岗。

初冬深夜的长江三角洲平原更显得空旷沉寂而冷漠,夜色笼罩的大地在喘息,远处的大海在喘息,默默地伤感地喘息着,吐出白天太阳曾经给予的温暖,吸入高处压下的寒气,残损的热气瞬间化作一片激凌——大地平展银白,如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花,那是一地冰霜。巡视在康郎屋子周围的民兵们都冷得瑟瑟抖。刚接到任务时的他们是那样兴奋的,参与阶级斗争,敌人又是身边的熟人,有的甚至还曾经是梦中情人,一个披着知识青年外衣的上海的年轻女子,这,太富戏剧性,太刺激了。可到底敌不过天寒地冰,人,毕竟是大自然中一堆由骨架撑起的血肉而已。他们准备撤退。

可就在民兵们缩头缩脑地散开时,一阵脚步声传来,还伴着窃窃话语。听不清,却很真切是一个女人压低了嗓子说话声。如一剂兴奋剂注入血管,民兵们顿觉精神焕发。

是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才郎。他们进入了伏击圈。可不是去何云家,而是摸黑打开了自家的门——他们从哪儿来?干什么?深更半夜的一男一女!才郎没有结婚哪来的女人!啊!民兵们为没有白折腾这两个晚上而兴奋不已。“等等!等他们进去再瓮中捉鳖!”斗争的性质瞬间变得具体生动而更富刺激,寒气退却了。

半个小时后,民兵们砸开了门,将一对“狗男女”(当时流行的统称)从床上捉拿住。真是万幸,那女人不是何云,是一个寡妇……

一个星期的群情振奋。包括何云在内,都不得不对大队民兵连的丰功伟绩肃然起敬!如此准确如此切实如此有力的打击并一发命中,这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全大队男女老少又一次指点了挂着破鞋批斗的才郎,并对他偷鸡摸狗之事嗤之以鼻。连小康郎一肚子的懊丧郁闷也烟消云散,至少,对何云他没有了负罪感。

才郎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有的说他被押到外地去劳动改造了,有的说他自己跑到有大山的地方做和尚去了,也有的说他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做了上门女婿……众说纷纭。但总可以相信,死过了的人对死是有免疫力的。

日子又变得平淡无奇起来,小康郎再没有把何云的日记交出去,不是他违约,而是发生了一件对这位年轻的书记来说是可以摒弃一切琐碎的翻天覆地的大事,大学恢复招生,他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骄傲地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从此远离鄙俗投身于高尚。

 

七二年春节前夕何云收到了二姐何丽的来信,要她今年务必去上海过年。因为母亲非常想念她。并且说定年腊月二十八小年夜即也是何高生日那天,她将与弟弟何新一起去码头接她。

这对何云而言,无疑又是一场灾难。因为从被赶出大队民办小学以后,她几乎不给上海去信,每次何丽问起她工作情况,她也都是绕圈子竭力避开,所以至今为止,他们都不知道何云早已恢复了农民的身份。也就是说,她的母亲、哥哥、姐姐、弟弟还在为她骄傲着,愉悦着。这令她痛不欲生的骄傲与愉悦,该如何收场?

她回去了。她找不到不回家的理由。这次回家,却如赴汤蹈火。

小康郎没有同往,但他听从了安昌的安排,用自行车驮了一大袋子的农产品,大白菜、黄豆、赤豆、霉干菜、红薯、花生等,亲自送何云到轮船码头。上船下船何云就把东西一分为两只袋子,像一个码头搬运工那样,前后各一袋弯腰曲背地背着上船下船。当她的脚一踏上上海这块土地,所有的一切烦恼瞬间烟消云散——整整一年半没有回家,家突然显现在眼前:二姐温柔的呼唤文雅的招手,弟弟惊喜的神情迅速的迎面跑来,冬日温暖的金色阳光,阳光下斑驳潮湿的柏油马路,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又多么陌生!泪水溢上眼眶,如转世投胎般,何云被深深地打动,以至全然忘记了她生命中可能出现的忧患与凶险。

“姆妈……”何云一张口,就噎住了——才二三年的光阴,母亲两鬓如霜,两眼深陷,身形单薄如一片飘落的枯叶!母亲刚刚五十六岁啊!

“回来了。”母亲笑得灿烂明媚,如春光沐浴小草,春风抚慰弱燕,她笑得眼里盈满泪水,笑得泪水扑簌簌滚落双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母亲瘦骨嶙峋,体重才七十多斤,灰色的罩衣裹着单薄的身体,深陷的眼窝里是一对溢满泪水此刻却因欢喜而晶莹的眸子。望着眼前的女儿,似乎又看见了故去三年的丈夫!打量着眼前这个黑瘦却又显得有些粗壮的姑娘,仿佛她不是自己的女儿,是一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又突然闯进她家门的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但她确确实实是自己的女儿,那个从小总让她操心如今又令她因思念而撕心裂肺般痛苦的女儿,她的小女儿!她的带走了她丈夫的女儿!她的面目全非的女儿!她一把握住了女儿的手,不知为何,心头却掠过一阵惶悚,她再也笑不出来……

母亲和两个女儿和小儿子围坐在小方桌前,几个菜已放上桌:一碗百叶结红烧肉,一碗咸菜小黄鱼,一碗炒青菜,一碗油煎豆腐干,今年又增加了一个菜:一盆色彩清纯的松花蛋。等何高回家就可以开饭了。今天是小年夜,何高的生日,所以,一锅面条也已经煮沸,就等着何高到家就开饭。何云的心忐忑不安,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二哥。命运接二连三的捉弄,已经让她自己都判定自己有罪。她又有何面目去面对被她伤害得已经三十一岁都没有对象不能结婚的二哥。

终于等来了二哥何高。她心惊胆战地站起,轻轻叫了一声“二哥”就把头低了下去。

久久的沉寂。令人难堪的沉寂。何云重新抬起头来,她看到的也是完全陌生的一个英俊的男人——二哥已戴上了眼镜,紫色珐琅架后面的那双眼睛睁得很大很亮,竟呆呆地望着她,全然一副素不相识的惊讶。

这就是小妹?何高真的难以相信:还是那件三年前做的蓝底碎花罩衫裹着露出下襟的旧棉衣;人似乎长高了,但那样瘦,黑中透出紫色,好像还有点肿,原本白晳的脸颊上泛起一片一片说不清是尘是土的灰黑色;肩膀还是窄窄的,可胸腹部却极不雅观地隆起……他不相信,不相信这个活脱脱傻不拉叽的农村妇女竟是他的小妹,他曾经是那么活泼那么清丽那么可爱的小妹!她怎么会是他的小妹?她不可能是他的小妹!他不敢认!他怎么认?

“二哥。”何云又怯怯地叫了一声,然后勇敢地抬起头来直视着他——何高的沉默在何云的心里演变成了鄙夷。何云不堪忍受这种鄙夷又自知应该接受这种鄙夷,便只能用真诚与忏悔来向她二哥表示疚愧。

令她奇怪的是她二哥还是没有声音,竟然突然转身低头出了房门。但他没有离开,他走进了他的六平方的小房间里,默默地摘下眼镜抹泪,再摘下,再抹去……

那天晚上,何云和母亲睡一张床。睡一头。清晓残梦,却又似梦非梦,感觉有一位老妇人站在她与母亲的床头,默默地看着她俩一声不吭,老人脸庞清秀,神态端庄,身材很高,尤其让何云记忆犹新的是那光滑的发髻和那白皙而丰满方正的脸,那么深沉那么严肃地看着她,看着,站在她的床头,默默地看着她……

当她睁开眼睛,却看见母亲正俯身端详着她,她的脸压得很低很低,看得很仔细很仔细,仿佛要在女儿熟睡的脸上研究什么。

就在此时,何云突然惊醒,她满眼恐惧,好像是被谁一下子拎了起来——她用手一撑,竟然发现自己尿了床!

母亲似乎也吓了一跳,但她很快便平静下来,还是两眼直直地盯着女儿。

“姆妈,我……我……”何云真正的陷入的迷茫,有过尿床的历史,但那还是童年,自少年后再也没有尿过床。这……怎么啦?她惊惶失措,瞪着那双原本又大又亮、此刻却如惊弓之鸟的骇然而迷茫的眼睛,一动都不敢动。刚刚,明明看见一位老人站在床前看着她,她没有睡着,可怎么会尿了床?

“刚才我梦见你祖母了。”母亲很平静地对女儿说,“她就站在我的床前,她像要告诉我什么……”

何云的头一下子炸开,头发根根竖起。她不知道缘何她与母亲做同样的梦,她也不知道那个清秀而端庄的老人是她的祖母,她更不能明白这些事怎么会这么巧地凑合到一起,发生在同一时空。她紧张极了,害怕极了!

沈莲玉并未见过自己的婆婆。准确地说何基华的记忆中也并无他母亲的清晰的身形脸容。小时候,他只知道西墙上那幅暗黄的椭圆形肖像是他的生身母亲。白皙而方正的脸,神色端庄,两眼深邃,透出一脉忧伤。他就根据这幅肖像无端地想象出母亲是个高高的个子严肃的神情沉默寡言的女人。尽管记忆中祖父曾告诉过他,他的生身母亲是位大家闺秀,可惜在生他弟弟时死了。于是,在和沈莲玉结婚后,他总是凭着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与崇拜,通过爱的想象将母亲描述得栩栩如生。沈莲玉对婆婆的认识其实只是丈夫的描述。但她很确定,刚才梦中站立在她床前的那个身形高大矫健、神情严肃端庄的老妇人是她的婆婆,因为在她的生命中没有这样一位能给予如此庄重如此威严的高大的女人,她被梦中女人的那深邃而定定的眼神给震慑了,她感觉到这并不仓老的妇人一定是她从未谋面的婆婆——她自己的母亲身材娇小,且记忆中总是病恹恹忧郁郁,没有如此的精神——她一定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沈莲玉很镇定地想。面对何云的惊慌失措,沈莲玉一点都不惊讶,好像她已经准备好接受未来的种种可能的事变,她静静地等待着,以不变应万变。

天已蒙蒙亮。何云在极度的恐惧中还睁着两只大眼睛,她的思绪完全被母亲的“祖母一说”给控摄了。这几个月来,她也知道自己好像有点异样,她总感觉到自己在生病,但究竟生什么病,她说不清。在与母亲泪的交流中她获取了生命的力量,如双脚踏上了盖亚的大地;躺在母亲的身边,安详、宁静与温暖丝丝输入她的生命,她感觉到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她的身体里诞生,那是她的重生;二哥回到房里时红润的眼睛,挟在她碗里的菜,临睡前的叮咛,都令何云生命作了一次历史的回归,回到三年前的家,回到少女时代,回到温馨的日子。可是,刚才这梦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发生小时候尿床的事?为什么母亲会这样看着我?她傻呼呼地看着母亲,不知说什么好。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有啥事,对我讲吧。”

“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何云在惊惧中,不知她母亲要她说什么。

“让我看看你的肚皮。”母亲伸过来一只手,要掀起何云的被子。

“姆妈,我……”何云以为母亲知道了她尿床的事,羞愧难当。可是母亲似乎并未注意湿的床,而是把一只手放在了何云的小腹上。奇怪,这只手竟是温暖的。原来,母亲一直把一只手揣在自己的怀里焐着。

“你,你已经结婚了?”母亲的声音有点颤。

“没……没有……我……”何云感到莫名其妙。

“那……你的肚皮……几个月了?”母亲声音压得越来越低,但语气越来越硬。

何云还是一片懵懂。

可怜的孩子!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是气愤还是痛心。她不敢惊动一间屋里睡的何丽和何新,更不能惊醒隔壁小屋里睡的何高,她只好久久地注视女儿直到她醒来。其实,从何云昨天下午进这个家门,母亲便已看出了端倪,但她不敢相信又不便询问,所以,清晨梦醒之后便再也无法入眠,总想伸手探寻女儿的腹部,就一直将自己的手紧紧地揣在怀中。

何云抽噎着断断续续地讲诉了她的故事,母亲默默地淌下了眼泪,但她强压着咽喉,几乎听不到声音。大年三十,马路上,弄堂里早已人声喧哗,偶尔传来一二声爆竹,根本不会有人注意这间木板房里的悲哀。隔壁阿猫也从黑龙江回来过年了,天还没亮,这家人便开始听儿子大谈黑龙江的水,黑龙江的冰,黑龙江的太阳,黑龙江的人民,结结巴巴却喜气洋洋,所以,即使隔着板壁,沉浸在合家团圆、新年快乐中的人总算没在意隔壁的唏嘘轻语,也没有听到这间屋子里压抑着的一片啜泣。

何云怀孕了。已经足足四个月。就是那个深秋的夜晚,就在那个猪棚小屋。

那一年的春节过得特别慢。沈莲玉将每年例行一次的兄妹过年互访也取消了。年初三沈玉堂带着小女儿来看妹妹,她也只让何云躺在床上说不舒服就糊过去了。

其实,何云是真正的病了。她被自己的身体,被自己生命中的生命吓倒了。她躺在被窝里哭,哭累了睡,睡醒了再哭。她无法向刚刚原谅她的亲人交代,怎么解释都是一个下贱卑劣的女子,一个龌龊的人。如果说,离开学校的打击使她跌落无望的深渊但还在妄想着小男孩的复生,妄想着用以命相换的内疚去换取那对夫妇的原谅,在那个露水浸透的黑夜,在父亲的坟头还有所等待、拼命挣扎,妄想着终能钻出水面苟延残喘的话,那么,这次的打击是彻底灭绝了她生之欲望而将她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她开始发烧,咳嗽,咳得气都接不上来。母亲为她到药店里抓了中药,一包一包地熬着,一碗一碗地喂她喝下去。

那年春节,人们都知道,何云病了,病得不轻。

一个月以后,从床上爬起来的何云更瘦,但腹部隆起更高更大。何高将母亲始终压在箱底的300元人民币拿了起来,对母亲说:“姆妈,先用吧。带走吧。”

母亲摇摇头,她不同意。这三百元钱是丈夫去世单位给的怃恤金。她藏这300元钱是为了给何高结婚用的。为了丈夫,为了儿子,为了这个家,她决不能用这笔钱。她不能同意。她只有亲自陪女儿去乡下,无论前景怎么渺茫,无论日子怎么艰难,她也要陪在女儿身边,看着她,照顾她,直到她安全生下孩子,她和已故丈夫的第三代。

一辆黄鱼车在27弄口停下,何高从单位借来的,他要亲自踏着它将母亲和小妹送到码头。他将这几年自己仅有的零花钱用每月“贴花”这种零存整取的方式积存的80元,全部塞入母亲的小包,他眼睛看着何云,却对着母亲说:“这点钱,多给小妹买点菜吃吧。”然后又象是对何云说:“有事写信来。我会请假去的。”这对兄妹从见面至今,话还没说满十句。何高好像在躲避着什么,自小年夜进门惊愕的久久的注视以后,他再也没有好好地看过何云一眼。但大年夜那天,他和大妹何丽不约而同地给何云带回了新年的礼物:何丽的一件当时很时髦的蓝布中西式新罩衣,他的一双缚带子黑色猪皮皮鞋。年初一早上,何云虽然仍躺在床上,但母亲为她盖在被子上的旧棉袄上套上了新衣裳,在她的床下摆放了一双新皮鞋……

何高用力蹬了一下黄鱼车的踏脚板,车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摇摇晃晃地向前挪动——同样的地点,几乎同样的情景,物是人非!何新呆呆地望着车轮缓慢而艰难地向前,却没有当年的勇气上前去推一把。那一推,他推离的不仅仅是他的二姐,竟然永远地推离了父亲!仅管昨晚没有做任何梦,但三年前的恶梦记忆犹新。这一个多月的日子将他也笼罩于悲怆的氛围中,他不知二姐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会突然病得这么重,他也不知道一家人为什么这样悲伤,包括他的二哥二姐都缄默不语,似乎有不可告人的耻辱在这个家秘密地滋长,且随时随地都有爆炸的恐怖。如今,母亲突然决定离家与二姐同往乡下,并再三叮嘱二哥二姐要照顾好在学校面临初中毕业的他。从母亲的眼神中他似乎感觉到母亲作出的抉择是如何的艰难如何痛苦同时又如何地坚决。他不敢问,他知道问也是白问(因为隔壁阿猫娘已进行过多次出其不意的火力侦察,都被母亲万分小心地挡回去了),于是,十五岁的他只能等,等一个让他能释然放心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结果竟然与三年前一样,只不过三年前是全弄堂人的送行,大张旗鼓,今天,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却也有条不紊。于是,恐惧便再一次攫住了他。这是一种生离死别的恐惧,车轮的旋转辗过了他空落落的心,他紧张得都没有与母亲和二姐告别一声,只是远远地站着,愣愣地看着,不知该做什么或者说什么,两张几乎吻合的画面穿越时空将他的灵魂紧紧地慑住,他脸色苍白,不由自主地突然地叫了声什么,便猛地转身往弄堂的另一个方向奔去……

 提心吊胆的日子大约有一个月,在母亲陪着何云下乡的第二个月,何新也参加学校毕业生参加的学农劳动。带着二哥二姐给的他那份定粮粮票和一小口袋炒面粉,他出发到上海郊区南汇县的东海边,十五岁的他,开始过集体生活,实质上,也是一个男孩第一次独立为生机而奋斗——当时,一个初中男孩的定粮每月是二十一斤,对一个早上七点喝粥七点半饿,下午四点半喝两大碗菜粥要熬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的少年来说,日子变得漫长而艰巨。老师们在各个学生点上东奔西突,也无法调整学生忍饥挨饿的状况,除了控制孩子今日穷凶极恶的猛吃明日全天以水充饥的昏馈以外,他们自己都勒着落裤带,哪来多余的粮食来安慰学生的肚子。于是,男学生们就瞒着老师偷偷地将农家倒在猪圈前、地窖内过冬已腐烂的红薯拣回集体宿舍,大伙一块煮了吃。红薯资源断绝后,他们就捡一些黄叶和在泡饭内充饥。就这样,学农三个月,何新默默地省下了二元钱,二斤粮票。他写了一封信,并把它们夹在信纸里,寄给了乡下的二姐。那是一张揉皱了的绿色纸币,却平平整整;一枚小小的粮票,还是新的。何新没把信丢入路边的邮筒,他特意跑到邮局,小心翼翼地将信递给了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看着他把信放入信扎,才放心地离开邮局。信发出以后,他才觉得这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借以喘息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正在迷失彷徨的十五岁生命的短暂窄小的憩栖地,让他悄悄驻足、稍稍轻松了一会儿,尽管它要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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